尽管自 1960 年以来美国已经近 80 次提高联邦政府债务上限，但由于两党极化的同时国会和白宫分别由不同的党派控制，今年的债务上限谈判很可能像 2011 年奥巴马政府时期债务上限谈判一样陷入困境，并对市场产生较大影响。
由于距离 6 月 1 日的最早可能违约时间还有数天时间，市场尚未对违约可能感到恐慌。两党虽然有可能在最后达成协议，但多位专家认为可能会达成短期暂停债务上限的协议，留出更多时间供双方谈判；或者达成的协议未能顺利在国会通过，美国总统拜登也可能援引美国宪法第 14 条修正案绕过国会继续提高债务上限。
但违约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一旦出现违约，除了可能导致全球资本市场出现大幅波动并波及中国外，违约有较大可能优先保证国债本金和利息的支付，其他国内福利和公共支出则出现延后。同时，美国一旦违约将冲击其在国际金融市场的信誉和地位，国家信用评级无疑会遭到下调，美国融资成本将提高，预计会对美国储备货币地位造成实质性损害，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其他货币影响力的扩大。此外，违约造成的经济衰退预计将拖累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经济增长。
债务上限谈判不确定性高
除了两党立场迥异和谈判策略导致债务上限谈判的结果不确定之外，美国最早可能违约的时间也有一定不确定性，两者相互叠加可能使形势更加不明朗。
综合路透社和彭博社报道，美国民主党籍总统拜登和共和党籍的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于当地时间 5 月 22 日下午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约一小时的会谈，但未能就提高美国联邦债务上限的立场达成一致。
由于麦卡锡在国会的领导地位还不牢固，其政策主张仍然受到不少立场极右的共和党人的左右。同时，国会中一些民主党议员的立场也较为极端，主张对富人征税并继续为低收入者提供福利，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拜登为了保住摇摆选民的选票，也不大可能在关键问题上做出大的让步。这一方面使得两党在政府预算收支上的立场矛盾难以调和，使得达成妥协的空间较小，另一方面，如果麦卡锡做出让步但没有得到 MAGA 共和党人（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认可，相关的议案也难以在国会获得通过。
为了获取对方最大的利益，两党均不大可能在一开始就真正让步，甚至在 1 月份触及债务上限后，到 5 月份才开始正式的谈判。这种谋求到最后一刻获取让步的“边缘政策”可谓高风险高回报，容易因为意想不到的因素而出现无可挽回的后果。当然，如果真的出现债务违约，两党尤其是表演拙劣的一方无疑会付出政治上的代价。
虽然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多次称美国最早可能在 6 月 1 日陷入违约，但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表示，根据其测算，美国政府最早出现债务违约的日期是 6 月 8 日。
今年早些时候刚刚离职的美国财政部负责经济政策的助理财长本•哈里斯称，美国政府可能在6 月前两周出现违约，但预计会在 6 月15 日获得收入所得税收入。如果安然度过 6 月 15 日，美国政府还将在 6 月底获得一大笔收入，这些资金将可以维持到 7 月份。这一观点也得到其他研究机构的认同。
对中国的潜在影响喜忧不一
虽然美国 6 月初到期国债收益率已经显著走高，但金融市场认为美国陷入违约的概率仍处于个位数，因而市场整体仍然处于观望之中。相关利好和利空消息对市场的影响是温和的。
不过，两党可能到最后才会被迫做出让步，届时市场很可能已经陷入恐慌之中。标普 500 指数在 2011 年债务危机期间曾出现 17%的跌幅，鉴于美国股市已经处在较高水平，本身有回调需要，债务上限危机很有可能触发股市短时间内大幅下跌。这势必带来国际避险资金流动，对其他国家股市带来打压，汇率市场也可能出现较大波动。
在两党达成提高债务上限的协议后，由于美国财政部手中的现金已经处于低位，会在短时间内大量发行国债，这预计会使市场流动性收紧，同样对股市构成利空。而美国国债供应量的显著增加必然导致美国国债价格走低和国债收益率的上升，对于美国国债的长期投资者而言则是一个较好的买入机会。中国在这方面可以进行一些市场化的操作。
而美国一旦陷入违约，经济势必陷入较深的衰退，并出现金融危机，美国国内需求无疑也将受到冲击。作为美国进口货物的主要来源国，中国出口在这种情况下会面临较大下滑压力。美元如果走弱，也不利于中国出口增长。
同时，美国的首次违约将会动摇美国的根基，全球对美国的信心将会降低，美国长期形成的优势将被侵蚀，不得不在资本市场付出更高的借贷成本。全球对美元信心的降低将无疑会有利于其他主要货币尤其是具有避险功能货币的走强。人民币在贸易中应有的地位将会得到加强，今年中国市场独特性带来的人民币避险特征也将带来资金流入，推动人民币汇率的走强，更多国家无疑会增加人民币储备，这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