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是欧盟对华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2022 年中德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达到 2980 亿欧元，同比增长 21%；德国在华投资亦达到创纪录的 115 亿欧元，同比增长 52.9%。但在近年美国联手盟友推动对华经贸“脱钩”的大背景下，德国也有一批政治人物主张采取行动呼应美国，在华德国中小企业是否会受政治风向所扰。基于此，记者走访了 400 多家德国中小企业落户的江苏太仓。
太仓德企应对政潮的“处世之道”
自 1993 年德国弹簧制造商克恩-里伯斯落户太仓以来，迄今太仓已聚集 470 多家德企，其中有 50 多家是“隐形冠军”企业，涉及精密机床、汽车核心零部件、新材料、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多个领域。德国前十大机床企业有 6 家落户太仓，前 20 强家族企业有 8 家投资太仓，太仓制造业德企数量现占全国 10%。
记者走访发现，在美国推动对华“脱钩”和德国一些政治人物掀起“减少对华依赖”的政治风潮下，太仓德企大致有三种“处世之道”：不为所动、响应号召和未雨绸缪。
一是不为所动，以市场为导向。欧亚瑟水艺有限公司生产多媒体音乐喷泉和生态水景产品。该公司总经理沈亚介绍，她主管的中国分公司产能占集团全球产能的 60%，迄今德国总部从未提及要因“台海战争”等潜在风险从中国转移产能。
沈亚称，德国中小企业虽然不像大型企业集团有外部智囊团提供投资决策参考，但在作经营战略决策时习惯“看大的”，即追随德国大型企业集团的投资方向。2022 年，巴斯夫集团在广东湛江投资 100亿欧元建立生产基地，无异于给在华投资的德国中小企业吃了一颗“定心丸”。但德国中小企业在投资决策过程中也不会盲目追随本国大企业。
二是响应号召，调整在华投资。沈亚同时也担任太仓高新区欧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主席。她透露，德国驻沪总领事 2022 年赴太仓视察期间，曾传达德国政府精神，希望太仓德企与德国总部沟通，吸取俄乌战争教训，及时调整在华投资，并建议将部分投资项目转移越南，以免一旦台海发生冲突，因国际政治环境变化而蒙受重大损失。德国机床制造商通快公司因此决定，将某一原定在太仓投资项目转移他国。
三是未雨绸缪，加速本土化进程。记者了解到，在疫情期间，太仓德企的德籍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纷纷离开中国，德国总部亦未能派人接替。这种客观情况倒逼企业不得不强推“本土化”。结果多数企业在疫情期间运行大体平稳，个别企业还实现了营收大幅增长，以利润反哺了在疫情中经营受到冲击的德国母公司。这种情况让一些太仓德企的母公司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迁出中国说易行难
虽然德国政界有人以“去风险”名义，呼吁企业把项目从中国搬到印度、越南等地，但记者走访发现，对于太仓德企来说，多重因素导致迁出中国并非易事。一是与中国市场深度绑定。虽然绝大多数太仓德企仍在德国从事主要技术研发，采取在德国研发后在中国生产的经营模式，但技术研发也已经与中国市场需求形成互动。太仓高新区科技局高新技术科科长张雨吟介绍，以往舍弗勒基于技术保密考虑，从不向中国出售技术，在疫情期间，舍弗勒总公司与中国分部完成了60 亿元对技术交易合同，由此实现技术和知识产权 30%-40%的本地化。
二是对太仓营商环境有信心。德企对太仓的认可，源于对太仓营商环境的认可。欧亚瑟水艺有限公司总经理沈亚认为，德国人的民族调性是理性且务实的，非常看中投资收益、管理人员和员工的满意度。沈亚说：“跟德资企业打交道很简单，德国的老板其实就是看重把事情做好。”在这方面，太仓的“有事必应，无事不扰”政策正好与之相契合：帮助解决困难但又不过多打扰，这为德企在太仓落户生根提供了良好的投资土壤，让德企可以专注“把事情做好”。
三是依赖中国技术工人。诸如海瑞恩、舍弗勒、巨浪凯龙等公司都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需要具有一定从业经验和技术能力的工人。为了培养优秀的技术工人，太仓引入了德国的“双元制”培训模式。通过学校和企业共同合作培养人才的教育模式，为企业源源不断输送技术人才。自太仓在全国首创引入“双元制”培训模式以来，已建立了从中专到研究院完整的职业培训体系，培养了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总计逾万人，这种培训模式已成为太仓对德合作的“压舱石”。
宜加强德国中小企业对华投资与合作
德国中小企业具有规模小、贴近客户、决策过程短、反应灵活的特点，是德国创新的推动力，也是德国社会福利市场经济模式的重要支柱，其整体利益是德国政治人物在制定政策时必须加以考量的因素。进一步吸引和加强德国中小企业对华投资与合作，对因应“脱钩”“去风险化”至关重要。
太仓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毛雅萍认为，要应对新形势下中德企业合作面临的挑战，就要进一步推动对德合作转型提升，在优势互鉴的基础上放大中德合作的契合点。
一是充分发挥太仓的区位优势及营商环境优势，提高对德、临沪国内国际经济合作的能级，充分发挥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优势，打造国家级的长三角“德国中心”国际经济合作区，充分利用区域经济一体化效力，化解外部风险。
二是在产业集群上，充分发挥德国在传统燃油车产业的优势与中国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优势，抓住汽车产业新旧动能转换的特殊时期，进一步推动中德汽车产业研发合作，从而打造中欧防脱钩的“阻尼器”。
三是以“双元制”为基础，共同做大高技术工人蛋糕，并获得知识和技术溢出好处。各级政府、行业协会、企业要形成合力，协同推进，培养高技能产业工人，留住并吸引更多对外国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