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吴丽华 张智 北京报道

11月30日晚，央行突然宣布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时间点选择几乎出乎所有人预料。按照惯例，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于12月初召开，会议将总结分析当前经济工作形势，确定来年宏观调控基调。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工作会议之后才是政策调整的敏感期。

但是，经济形势的变化或许已经到了需央行明确表态的时候了。12月1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了11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49%的数值跌破了经济收缩和扩张的分水岭，创下32个月以来的新低。

作为重要的经济先行指标，PMI在50%-52%的区间徘徊6个月后，终于突破了50%的分界线，从而进入了收缩区间，反映了外部需求疲弱和前期宏观调控政策的累积效应导致的总需求放缓。

本可以采用相对低调的手段进行流动性注入，央行却意外调整存款准备金率，高调注入流动性。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对此的解释是，选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前下调存准率，显示央行决心采取更为积极的手段来缓解目前流动性偏紧的局面，明确发出了货币政策转向的信号，提振市场对防止经济增长大幅下滑的信心。

稳增长压力

明确的政策转向信号背后是经济增长放缓的压力。

PMI回落背后是企业利润的持续下降。10月份工业企业利润累积同比增长25.3%，比9月份下降1.7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下降且最近两个月降幅均超过1个百分点。对应的亏损企业亏损额累计同比今年以来一直呈加速趋势。

作为北京一家木工机械制造厂厂长的曹振感受更为深切。由于下游需求疲弱，一批有意向的客户纷纷推迟了采购，其11月份的销售额只有上个月的不到四成。

这对外贸行业的影响更为明显。

11月30日举行的2012世界经济展望论坛上，商务部前副部长魏建国就明确指出，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不可持续。据他了解，今年广交会上明显看到来的欧洲商人要少，不仅长单没有，短单也很少。他判断，明年外贸可能出现全年性的贸易逆差，而不是像今年只是单月的逆差，外贸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可能为零甚至为负。

事实上，在已经出现单月贸易逆差的情况下，今年的第三季度中国进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已经为零。明年进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可能从零到负，这就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在外需这块所面临的形势，也是不少机构和专家普遍的看法。

晋江贝贝童董事长柯亨锦告诉本报记者，晋江鞋企有一些已经提前关厂，开始放假了。受欧美债务危机影响，今年外贸订单总体减少，一些大公司，如安踏、特步等，均出现库存积压的情况，而小公司则直接倒闭。

新华社电一项针对近600家国内出口企业的调查显示，66%的受访企业称过去数月对欧洲市场的出口有所下跌，35%的受访企业表示其所受影响相当明显。

瑞银证券刚刚公布的分析报告就调低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考虑到净出口将对经济增长的进一步拖累，瑞银将2012年GDP增速预测从8.3%下调至8%，这个预测包含了一个温和的刺激计划的假设。

但是，即便外贸再次出现金融危机期间对经济拉动的负增长局面，出台经济刺激计划的空间也很难和当年相比。

“从出口、投资、消费这三块来看，我们很自然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今后的经济不能像过去，像2005年、2007那样保持高速度增长不太可能，这就是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夏斌表示。

货币政策艺术性转向

外贸前景不容乐观，消费启动需要过程，投资需要谨防出现上一轮刺激政策的负面效应，货币政策无疑需要更多的艺术性。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微博)表示：“货币政策是否是整体转向？我个人观点是不好说。”因为，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加上微妙的国内形势和房地产走势，货币政策选择无教条可依。夏斌的观点则是，在保持经济合理增长主基调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必须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

但是，同样是稳健的货币政策，此时的内涵和去年底经济工作会议定调的稳健货币政策内涵有着很大的不同。当时，年内连续加息和提存及防通胀的首要任务之下，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已是真正意义上的紧缩。

现在夏斌所谓的稳健的货币政策则是，确保实体经济保持8%-9%的合理速度的货币供应，不过度紧缩，也不是像过去一样保持经济两位数增长的货币供应。

而这些还不够。相对于之前货币总量宽松和紧缩的货币调控，在外需不振、经济需求合理增长的要求下，稳健货币政策不仅仅是总量上的调控，还需要更有针对性。

目前中国市场人们最为关心的，就是明年的货币政策，关键词就是微调。作为中央银行来说，是根据每个银行的具体情况在调整动态的差距存款准备金率，一个银行一个调整系数，就意味着这里面的微调空间很大。

“微调并不意味着简单的放松银根，微调并不在于放松总量政策，而是针对我们中国金融市场融资效率不高，我们在调控货币供应量的同时，又在调控贷款规模，又在调控社会融资总量等等。”夏斌表示。比如对小微企业的贷款支持力度和减税等等，都有微调的味道。

彭文生则指出，除了降低准备金率、释放流动性以外，也需要其他政策工具采取逆周期操作。预计明年更多旨在帮助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定向宽松的信贷政策和结构性财税政策及改革将陆续出台。

财政政策发力

单纯的放松银根负面作用仍在，稳增长任务之下，财政政策厚望在身。

不管是夏斌还是彭文生，说到明年宏观审慎监管体系，无不提及结构性减税等财政政策。

“中国经济能不能持续稳定地发展，关键在结构调整。结构能不能调整过来，关键在财政政策。财政政策是这轮宏观调控能不能坚持下去的关键，也是结构调整的关键。”夏斌表示。

而在这方面，更具有针对性的财政政策相对于重在总量调控的货币政策具有天然的优势。

10月以来，中央高层充分调研各地经济运行情况特别是中小企业困难之后，系列扶持政策火速出台，其间不乏提高增值税、提高营业税起征点、减免小微企业行政性收费等扶持性政策，针对经济的薄弱环节，精准性明显。

而夏斌显然认为这些还远不够，还要向战略型行业倾斜，特别是向小微企业倾斜，向有助于扩大消费型的各种资助体系，包括社保、医疗教育等等，同时必须向结构调整和价格改革补贴支出倾斜。因为今后的一两年内，中国的物价在调控的压力下将趋于一个温和的上涨阶段。在这个过程中间要保持低收入群体的实际生活水平不下降，就都需要政府补贴到位。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我国的改革往前走，结构调整往前走，而不是简单的采取总量放松的政策。

即使是对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房地产调控，夏斌认为也需要通过财政的手段来替代行政限购的权宜之计。他认为可以通过根据不同的情况在交易环节征税来限制投机炒房。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则表示，根据他们设定的模型测算，如果消费税营业税减10%，对GDP的拉动作用将达到4.5%。在他看来，减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