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时期的燃灯佛造像。 首都博物馆供图

带有唯美人性的乔达摩·悉达多王子造像。 黄璜摄

佛教造像作为特殊的艺术形式，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了东方民族特有的审美情趣和艺术神韵，是世界传统文化中璀璨夺目的艺术瑰宝。日前，佛韵——造像艺术精粹展在北京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2013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的重头戏，佛韵——造像艺术精粹展共有99尊佛造像集中展出，汇集了来自海内外众多机构及藏家的珍贵藏品，其中三成以上为首次进京。本次展览自11月8日开展，将持续到11月28日。

走进首都博物馆3楼的佛韵——造像艺术精粹展展厅，跃入眼帘的是一种别具一格的清新与灵动。为了配合此次佛造像展出，首都博物馆将展厅布置得佛韵十足，不仅色调淡雅，灯光柔和，而且还处处可见“莲花”的布景。

“佛教造像是带有宗教情感的艺术创作，既要合乎宗教仪轨，又要追求高超的艺术表达。展览通过设计和布置，期待让观者于赏心悦目的审美享受中，洞悉佛教造像艺术所传承的无常真相。”本次展览的主办方之一、北京市文物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佛韵——造像艺术集粹展展示的99尊佛造像时间跨度大，最早的一尊可以追溯到6、7世纪，较晚的则是18、19世纪的作品，时间跨上千年。因此，从地域特色、造像风格来说也是各不相同。同时，从材质来分，造像有石雕、木雕、金铜铸造，还有干漆夹纻，体现了传统工艺的丰富多彩，也体现了我国传统雕塑技术和制作工艺的发展水平。

据策展方有关负责人介绍，对于普通观众而言，观看佛造像显得有点专业，似乎是一件“外行看热闹”的事情，甚至会有点枯燥。因此，他们在布展过程中特意按照时代和地域区分，将99件展品分为汉传佛教及古印度造像、明清宫廷和蒙古地区造像、西藏地区造像3个版块。

走进汉传佛教及古印度造像版块，印象深刻的莫过于立于“莲花”中的一尊释迦牟尼像。此尊释迦牟尼像是属于印度2至3世纪左右的犍陀罗风格，眉目清秀，似有还无的微笑，静谧神秘。他给人更多的感觉就是一位世俗间有血有肉的乔达摩·悉达多王子，而非成佛成道的释迦牟尼。

佛教造像最早出现在印度西北部的犍陀罗地区，融合古希腊的雕塑风格，以简洁质朴的石刻佛像为主。此后，古印度造像艺术遍地开花，出现了笈多、帕拉等高峰时代，并影响着尼泊尔、克什米尔、中国等地佛像艺术的形成和发展。南北朝以后，汉传佛教造像逐渐脱离了印度风格的影响。

展览第二部分主要为明清宫廷风格的佛教造像。明清时期宫廷御制的华美佛像，讲求精工细作。明代永乐佛像姿态优美、文雅，雍容并蓄汉藏两地传统的审美趣味。清代宫廷佛像独特轩昂，彰显了万象朝宗的皇家气度。

停留在一尊清乾隆时期的燃灯佛造像前，只见其身上嵌银的花纹装饰，袈裟上饰卷曲妙曼的缠枝花纹，加之沉郁的古铜色，袈裟宛如绫罗锦缎织就，使佛陀显得更加华贵而庄严。

清时专门设有造办佛像、法器的清宫造办处。清宫造办处成造的法器和佛像主要用于宗教目的，其宗教性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艺术性。同样，乾隆皇帝对于佛像、法器的审美要求并不是很高，更重视的是它们宗教意义的阐发和对古德先贤的追思。因此，乾隆时期的燃灯佛造像也就有了极尽华贵、庄严的特色。

相比较于前两个版块的造像来说，西藏地区造像版块显得神衹众多，造型多样。14世纪的绿度母、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早期的莲花生及其明妃等，皆为红铜鎏金，镶嵌钻石，既有古印度佛教的艺术烙印，也融入了藏民族的文化个性。西藏地区的佛教造像，显密并重，脉络清晰。早期学习印度、尼泊尔等地的造像风格。14世纪后，本土化趋势明显加强，铸造、装饰等工艺手法丰富多样。至15、16世纪已臻巅峰，形成具有多元文化因素的造像风格。

“不同时期、风格的造像精品不仅展现了造像艺术各时段的杰出成就，也包含其背后的历史价值与美学内涵，这种规格的展览难得一见。”佛造像方面的专家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