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华永道日前发布的报告称，2017年，中国企业赴“一带一路”沿线的并购交易数量从2016年的22个增长到135个，并购交易总金额从近20亿美元涨到214亿美元。

“海外并购中，投资者会碰到各类不同风险，如融资风险、税务风险等，这些大大小小的风险足以让投资者掉落深渊、遍尝投资失败的苦涩。因此，中企在海外并购时规避风险非常关键。”在日前举办的中资企业海外并购研讨会上，君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邵春阳表示。

海外企业为何愿意接受中企投资？在邵春阳看来，这是企业海外投资前应考虑的首要问题。是为了卖出更高的价钱，或出于资金困难，还是想通过中国投资者反向介入中国市场？邵春阳表示，企业一定要将并购公司的现状和出售原因了解清楚。“如很多欧美传统制造企业，是因为劳动力、研发成本提升或上下游企业为外力控制而无法生存等原因，急于出售公司。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要做好评估分析，判断该企业是否值得并购。”

其次，据邵春阳观察，很多欧美国家企业在“出海”前都做了充分的准备，而中国企业相比之下经常准备不足。“境外投资和并购涉及事项多，手续繁琐。企业要考虑到资金来源、被投资公司价值、如何报价（包括公开竞价、私人报价）、目标公司谁做主（家族企业或职业经理人）等一系列问题。”邵春阳表示，实践中企业往往要选聘中介机构、财务顾问、人力资源顾问、翻译顾问等协助进行海外投资。但有些企业为了节约成本，聘请当地华人、留学生等作为翻译顾问，或者只请一名“万事通”应付各类当地问题，这样一来很难保证其工作的专业性，风险大的项目请专门领域的顾问更为保险。邵春阳建议，企业要节省开支，可以从提高效率角度来做，如一个项目全过程中需要翻译的地方很多，可以只在关键点聘请专门的翻译，改变每个资料全部翻译的方式，降低成本。

再次，邵春阳强调，海外投资的交易文本一定要由中国律师来主笔。很多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盲目相信国外律师，国外律师虽然有语言等优势，但对中国的司法状况并不十分熟悉。交易文本要求对客户商业意图和商业条款有充分的反映和体现，要求文本之间协调、呼应，能够明确代表双方的地位和立场。

“尤其是今后要在A股上市的企业，到时合规法律意见书还是需要国内律师出具，如果起初请了国外律师撰写交易文本，届时还得再请国内律师，支付双份费用，不利于成本节约。”邵春阳表示。

最后，也有中企在海外并购完成后遭遇麻烦。

“在欧洲，当涉及一些历史性建筑物的改造或重建时，建筑物的拥有者和当地政府之间经常会发生矛盾。对当地政府来说，历史性建筑物的重建往往会牵动整个城市市政规划。比如，此前有欧洲当地企业想要把买下来的城堡改建成购物中心，但遭到当地政府阻挠。”中欧商学院中国企业全球化研究中心教授克劳斯·梅格（Klaus Meyer）对记者表示，此前万达西班牙大厦项目也因此遭遇挫折。

同时，目标公司投后管理也是个难题。“有些企业从老板到员工都没出过国，却并购了一家法国公司，在语言方面遇到了巨大的困难。还有意大利企业被中企并购后，面临大量员工离职。而按当地法律规定，员工职务发明所有权和公司共享，处理这部分权利花费了意料之外的大量资金。”邵春阳表示，中企海外并购后应从企业发展目标、战略定位、管理模式、人力资源、文化等各方面进行整合管理，保证并购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